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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文物研究—— 居庸关历史沿革

来源:北京十三陵特区办事处      时间:16-02-25      作者:

 

   居庸关历史沿革

   在中国的万里长城防线上,有一座建筑在崇山峻岭之中的军事重镇——居庸关。作为北京西北部的最后一道防线,它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众多朝代的交替和变迁,扮演了其举足轻重的角色。从而在长城历史乃至我国历史上都可显现出居庸关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透过居庸关这样一个历史的缩影,我们可以了解2000多年来我国政治、军事、经贸、文化、建筑、艺术等诸多方面的演化和发展。 

   居庸关位于北京市西北部,坐落在长约40里的一条沟谷之中,这条沟谷就是著名的"关沟",因为居庸关城设址于此,故此得名。无论在古代和现代,关沟都是交通要道。它是北京通往宣化、大同、内蒙古等地的必经之路。此外,关沟两侧皆高山耸立,峭壁陡不可攀,正是这种险要的地形地势,决定了居庸关的设关位置,整个关城位于关沟的中部,东跨翠屏,西达于金柜,南北两座雄伟高大的城楼将两山长城(即关城的城墙)连成一体,城楼上高悬有"天下第一雄关"的牌匾,关城就在关沟这种雄险的地势之中, 扼控着南下北京的通道。古代的军事家也称这里是:"控扼南北之古今巨防"

   "居庸"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古籍《吕氏春秋》的《有始览·有始》篇。书中记载:"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何谓九塞?大汾、方城……居庸。"西汉初,淮南王刘安撰写的《淮南子》之《坠形训》篇记载有:"天下九塞,居庸其一焉。"春秋战国时期,居庸关是燕国在北方设立的一座要塞。当时燕国北部与东胡接壤。自公元前663"伐山戎之战"开始,燕国北部战争不断。利用险要的山川形势设立"居庸塞"其作用是军事攻防。 

   居庸关设立关城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汉代,《汉书·地理志》记载:"上谷郡居庸有关"。此外,1972年,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发掘出了一座汉代古墓,墓内壁画上有一幅居庸关的画面,上面有"居庸关"三字,同时描绘出了当时关内外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一片繁荣景象。这说明,在1900多年前的汉朝,居庸关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在经济贸易交通运输方面,已经非常发达。 

  居庸关最早修筑长城的历史始自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到了北齐天宝六年(公元555)又征发了180万人修筑长城。这条长城长900里,自古代的幽州至恒州(今南口至山西大同)。并由居庸关往东把长城修到山海关。自此,居庸关才与长城相合,并成为长城上的重要关口。在北齐年间,居庸关也曾名"纳款关",这证明,当时居庸关不仅有军事作用,而且在经济贸易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辽金两代,居庸关的军事地位,更加显露出来了,并且成为南来北往的交汇地,在经济文化上更加繁荣。公元936年,居庸关被后晋割地赂辽。辽比较重视农业发展,将大量的汉人迁到长城以北,这样使得中原地区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广为传播,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辽以国都临潢为上京,以大定府(今辽宁凌源西)为中京,以析津府(今北京)为南京,以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为西京,以辽阳府(今辽宁辽阳)为东京。辽的五京,不仅是政治和经济城镇,也是工商业城市,其中尤以南京(今北京)最为繁荣。当时,作为交通要塞和南北交汇之地的居庸关,在南京(今北京)与西域、中亚等地进行的广泛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居住在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辽的统治者对他们进行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利用辽王朝后期的腐败不堪和广大女真人对辽统治的不满,发动了反辽战争,并于公元1122年攻陷辽国国都燕京。此时,就是先攻打下居庸关,而后挥师南进,一举攻下辽都燕京的。 

   金国以燕京城(今北京)为中都。完颜亮“役民夫80万,兵夫40万作治数年”,于公元1153年迁都于北京。当时的燕京成为金最大的城市。金人设榷场贸易,换牲畜、战马,当时居庸关是这种商业活动的重要通道。 

   从公元1211年开始,为了反抗金朝对蒙古族的统治,蒙古国的成吉思汗不断发动对金的战争,曾多次攻陷居庸关。但公元1209年,成吉思汗进攻居庸关时,金兵凭险坚守久攻不下。最后蒙古军队转攻紫荆关,然后统经涿、易二州由关里向外,两面夹击,才攻陷了居庸关,于公元1234年将金灭亡。 

   公元1206年,忽必烈仿效中原王朝,以中统为年号,公元1271年,他进一步废除“蒙古”国号。定国号为“大元”。公元1272年,忽必烈迁都北京,公元1279年,最后灭亡南宋,使中国复归统一于元。 

   从此,元代皇帝经常往返于大都(今北京)和上都(原都和林)之间,“每岁至驾行幸上都,并由此途”。这样,元代的居庸关成为了皇帝经常通过的必经之路,也成为他们途中的驻跸之地。 

   作为御路,关沟峡谷20公里的山路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整。在这一时期,居庸关的经济、文化出现了一个飞跃。作为行宫,居庸关的建筑也有了一个空前的发展。当时,居庸关内建有花园、寺院和皇帝住宿的地方,并在峡谷的南北口(南口即今南口村处,北口即八达岭)建了两道大红门,作为居庸关的南北大门。 

   据《顺天府志》记载:一次,元顺帝路过居庸关时看到这里的山川拱抱之状,想到祖先打江山的辛劳,于是想在两山之麓建一“西域浮图”,下通人行,意为希望塔下经过的行人受到佛法的保佑。 

   元朝熊梦祥的《析津志》上记载“至正二年今上始命右丞相阿鲁图,左丞相别儿怯不花,创建过街塔。在永明寺之南,花园之东,有穹碑二,朝京而立,车驾往还驻跸于寺,有御榻在焉。其寺之壮丽,莫之与京”。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元代时居庸关已经有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建筑群,有过街塔,有气势宏伟的永明寺、穹碑、花园,还有"旁舍棋布",象棋盘一样排列整齐的房舍和皇帝及随行人员居住的宫室建筑。这些建筑与峰峦、山川、树木互相辉映,形成皇家驻跸的胜地,成为盛极一时的地方。这一时期相对比较安定,居庸关在军事上并不十分重要,但到了明朝,情况则大大改变了。 

   明朝将元朝灭亡之后,元的统治者蒙古贵族逃回旧地,他们依然不断南侵,对明的地域进行骚扰。此时,东北的女真族亦相继兴起。为了防御北方的扰掠,“终明之世,边防甚重”,明初就建立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长城防线。此防线除了布有重兵的九边重镇之外,为了加强京城的防务和帝陵(明十三陵)的护卫,又增设了真保镇和昌镇,构成了九边十一镇的防御系统。 

   在明朝200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没有停止对长城的修筑和加强长城的防务。其工程之大,耗资之巨,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居庸关在这一历史时期也得到了大幅度发展,是继元朝居庸关大规模发展后的第二次辉煌,并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

明朝的巡关御史王士翘在《西关志》中记载: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徐达、常玉春北伐燕京,元主夜出居庸关北循,二公遂于此规划建立关城……东筑于翠屏山,西筑于金柜山,南北两面,筑于两山之下。 

   洪武三年(公元1370)明在居庸关置守御千户所。

洪武四年(公元1377)明朝为了彻底孤立元朝残余势力,将大量大漠以北的蒙古人迁到长城以内,并认为当时具有战略意义的关城有四个,而居庸关就是其中之一。 

   明朝永乐四年(公元1404)明在居庸关置卫,下领千户所5处,以作为京师北面固防。

   到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3)明成祖第4次亲征,114日入居庸关,这时,京师各衙门官员都来迎驾。在居庸关举行了十分盛大的仪式。参加这次欢迎仪式的中外文武群臣和百姓竟达100多万人,由此可了解历史上居庸关的繁华。

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居庸关修筑水关水门。 

   明朝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发生了历史上的“土木之变”。蒙古也先部在1449年分4路攻打明朝,自己亲自率兵攻打大同,明英宗的亲信太监王振既无准备,又不懂军事,更不与大臣们商议,擅自调动50万大军,挟持英宗亲征,结果很快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东南)大败,很多大将阵亡,王振也死于乱军之中。明英宗被俘。此后,瓦剌军又向北京进攻,在北京的兵部尚书于谦,扶保英宗的弟弟朱祁钰即位,进行了保卫北京城的战役。 

   瓦剌部撤退后,明朝近一步加紧了对北方的防务。

兵部尚书于谦曾言:“居庸京师之门户,乃以佥都御使王熔镇居庸,创建城垣。”这次所修的居庸关城垣,是在徐达、许廓所修关城基础上的又一次扩建。此项工程于景泰六年(公元1455)完工。至今居庸关南北关门上,还有“居庸关”字石匾,旁边还有小字“泰伍年捌月吉日立”题记。景泰年间,居庸关城的建制达到了最完备的程度。关城之内设有衙署、书馆、庙宇、粮仓、神机库等各种相关的建筑设施。居庸关的范围也分为五道防线:北面有岔道城、八达岭、上关城,南面有南口,加之居庸关关城,合为五道防线。此时,居庸关在军事防御方面也达到了最完备的程度。 

   明朝中期以后,明朝的军事防御重点转移到山海关一带,居庸关的军事地位开始下降。 

   清朝时,由于清朝政府采取“政治”统治的政策,采取了罢修长城的政策,同长城一样,居庸关的军事地位进一步下降,逐渐成为一个历史遗迹。 

   由居庸关漫长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居庸关经历了由出现——发展——发达——鼎盛——历史遗迹的演变过程。在任何一个以北京为国都的朝代,居庸关无论在军事方面、交通方面、经贸方面、文化方面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这里就是历史的舞台,既有刀兵相见的厮杀,也有和平时期的经贸活动,既是连接关内外经济、文化、生产技术的纽带,同时又是守卫北京的中流砥柱。由元代所遗留下来的国宝——云台,可以显现出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由在遗址上恢复的明朝各座庙宇,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