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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陵——明朝第十一位皇帝世宗朱厚熜及陈氏、方氏、杜氏三位皇后的合葬陵寝

来源:北京十三陵特区办事处      时间:09-06-02      作者:

明世宗朱厚熜 孝洁肃皇后陈氏 孝恪后杜氏 

 明世宗朱厚熜

 孝洁肃皇后陈氏

 孝恪后杜氏

  明世宗的永陵

  明永陵位于阳翠岭南麓,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世宗朱厚熜及陈氏、方氏、杜氏三位皇后的合葬陵寝。

     明世宗朱厚熜,明朝第十一代皇帝。正德二年(1507)八月十日生于兴王府,十六年(1521)四月二十二日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嘉靖,所以,人们也称他为嘉靖皇帝。他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十四日病逝于乾清宫,时年60岁,谥钦天履道英毅圣神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次年三月十七日葬永陵。

  明世宗是一位几乎是妇孺皆知的皇帝。他之所以“大名鼎鼎”,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大的历史功绩,也不是因为他多么贤明或是多么臭名昭著。而是在他那一朝,发生了许多世人熟知的历史故事。比如,海瑞上疏、戚继光抗倭、严嵩擅权等等,凡是上了点儿年纪的人,几乎无人不知。因为,这些事情,有的曾经上过课本,有的还被编成剧本,走上了舞台。比如,京剧《海瑞罢官》、越剧《五女拜寿》等等。当然,在文革期间,《海瑞罢官》使吴晗同志蒙受了冤屈,被说成是为彭德怀元帅鸣冤叫屈。这当然是不堪回首的一曲历史悲剧。

  其实,除了这些人们熟知的事情外,有关明世宗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嘉靖初年的议大礼,就是明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世宗是武宗的堂弟,即武宗叔父兴王朱祐杬之子。他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是因为明武宗无子。于是按照“兄终弟及”的祖训继承了皇位。当时世宗才15岁。但小小年纪的他,处事却已非常老练,而且性格执拗,做事非常果断。当时,武宗的母亲皇太后张氏,以及以首辅大学士杨廷和为首的朝廷大臣,虽然一致愿意迎立世宗为帝,但却主张依照汉朝定陶王、宋朝濮王故事让世宗以过继其伯父孝宗为子的方式,以皇太子身份登极,并改称生父兴献王为叔父,母蒋氏为叔母。对于这一要求,世宗表示反对。他说:“难道父母是可以随便换的吗!”当礼部要求他来京后,从皇城旁门东安门入,先居文华殿,次日在百官劝进下,择日即位时,世宗说:“大行皇帝遗诏以吾嗣皇帝位,礼部所定仪式怎能是这样?”坚持由皇城正门大明门入,日中时即位。世宗母蒋氏入京时,礼部拟以王妃礼仪由东安门入,世宗不顾群臣反对,断然决定以母后驾仪从大明门中门入,然后拜谒太庙。当他听说母亲不同意自己以孝宗为考(父),停在通州不肯进京时,涕泪不止,入启皇太后张氏,表示“愿避位奉母归”。在这种情况下,皇太后张氏及杨廷和等大臣才不得不屈从世宗,同意他追尊父兴献王为兴献帝,母为兴国后,其母蒋氏才以太后驾仪从大明门进入皇宫。

  此后围绕着世宗是否应该在兴献帝后的尊号中加上“皇”字,世宗在群臣的压力下曾一度称孝宗为皇考,是否可以改称皇伯考,以及世宗能否将其父“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尊号和母“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尊号中的“本生”二字去掉等一系列问题,世宗又一再与廷臣中的大多数官员发生争执,史称该场争议为“大礼议”或“议大礼”。在这场争斗中,世宗运用皇权的力量,经过几番较量,最终取得了胜利。不少大臣受到了惩罚。如嘉靖三年(1524)五月,世宗为去掉“本生”二字,将220名在左顺门集体长跪不起以示反对的官员逮捕入狱,并对为首的8人进行拷讯后编伍充军,其余四品以上均夺俸,五品以下180余人均被杖责,其中有19人因伤势过重死亡。

  再比如,“壬寅宫变”,也是明史上一件触目惊心的事情。世宗执拗残暴的性格虽然使他在在议礼中大获全胜,但却给他后来的宫廷生活和执政带来不少负面影响。如《朝鲜李朝实录》记载他对宫女、妃嫔虽然也有宠爱之时,但“若有微过,少不容恕,辄加箠楚,因此殒命者多至二百余人”。以致,他们“蓄怨积苦”,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也就是壬寅年的十月二十一日,发动了一场宫廷事变。那天深夜,世宗正熟睡于曹端妃宫中,以杨金英为首的16名宫女密谋趁机把他勒死。其中一名宫女用布蒙住世宗的脸,另一名宫女把绳索系在世宗的脖子上,大家一拥而上,将世宗按住,用力拉住绳套。可惜宫女们误把绳套挽成了死扣,不论怎么拉,绳索都不能收紧。这时宫外隐约有一些响动。宫女张金莲见事不成,偷偷向孝烈皇后告密。孝烈皇后闻讯起来,将宫女们拿下。可怜为些宫女,一个个被“凌迟处死,剉尸枭首,示众尽法”,家属也被逐一查出,依律处决。宁嫔王氏、端妃曹氏,均牵连案中,被处以极刑。

  世宗迷信道教,在明代皇帝中也是最为突出的。世宗在位期间,开始的时候,能够革除武宗时期的一些弊政,似乎稍有所为。但是,时间不久,他就痴迷上了道教。道教是中国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产生于东汉时期。这种宗教奉老子为教祖,要人们通过修炼,达到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目的。世宗对道教非常痴迷。道教有一种设坛祭祷,藉以求福免灾的仪式,称为“斋醮”。世宗在宫里就常年不断地举行这种斋醮仪式。在举行这个仪式的时候,要给“天神”上一份奏章表文。这种奏章表文,因为是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所以又被称为“青词”。青词的文体,一般应采用对偶句法的“骈俪体”。因此,要求撰写人要有一些文采。世宗设立斋醮时的青词,都让大臣们给写。于是,那些削尖脑袋想升官的官员便纷纷在撰写青词上下功夫,以求升官进爵、平步青云。大奸臣严嵩是其中的一位。另外,还有袁炜、李春芳、郭朴等人,因为青词写得好,被世宗任命为内阁大臣。他们也因此被人们称为“青词宰相”。其实,这些青词都是一些献媚之辞。例如,袁炜写的一首词是:

  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岐山丹凤两呈祥,雄鸣六,雌鸣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

  袁炜因为写了这首肉麻的对联形式的青词,而由一个侍读升为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不久进入内阁。

  世宗终日在皇宫里设坛斋醮,迷醉祷祀,不临朝问政,再加上他是非不明、忠奸不分,后来终于出现了奸臣严嵩专权,忠义大臣被贬、被杀,朝政昏暗的局面。例如,当时朝廷面临着“南倭北虏”两大威胁。在抗击东南沿海的倭寇作战中,总督张经率总兵俞大猷等奋勇作战,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但张经却被严嵩的亲信,负责督察沿海军务的工部侍郎赵文华所陷害,被下诏狱论死。在抵御蒙古骑兵南下侵扰方面,首辅大学士夏言、总督三边侍郎曾铣力主收复河套地区,并取得了一定战果,但却均被严嵩用计陷害而死。

  夏言忠,严嵩奸,世宗为什么看不出来?这是因为,严嵩这个人,虽然又贪又奸,但是他诗文写得非常好。每次为世宗撰写青词都非常认真。世宗赠给大臣们道士所戴的香叶冠,他不仅高高兴兴的戴,还在香叶冠的外面罩上一层纱,以示虔诚。而夏言却不这样,他虽然诗文写得也不错,但是他对世宗终日沉迷于斋醮心里却持反对态度。所以,他对青词的撰写并不认真。世宗赐给他香叶冠,他竟然以不是人臣法服为由不肯穿戴。

  由此可见,世宗迷信道教,对朝政影响是非常大的。又如,嘉靖二十九年(1550)在蒙古俺答部兵困北京城、肆意杀掳的情况下,身负节制各路勤王军队重任的宣大总兵大将军仇鸾,却坐观俺答兵烧杀抢夺,不敢迎战,差一点使北京城沦陷。而这个仇鸾却正是通过重金贿赂严嵩之子严世蕃才得到这一官职的。而且,在此之前,仇鸾还曾重金买通俺答,让俺答绕过自己的防区,攻打别的地方。

  世宗对道教的迷信,不仅搅乱了他的政务,还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据史书记载,嘉靖时期,每年斋醮所用蔬食费用就要花去上万两白银。此外,还要用黄蜡20多万斤、白蜡10多万斤、香品几十万斤。而且,每次设立斋坛,坛门都要用赤金泥书写匾额、对联,每次都要备上几十碗。书写匾额、对联的中书官则乘机趁火打劫,把金泥袖回家去。他们事先准备好几支大笔,故意把金泥沾的满满的,然后假装笔涩、拉不开笔,把笔装入袍袖中,然后,再换一支笔。一副对联写下来,竟然换了几十支笔。而袖子里的赤金也相当可观了。

  道教给世宗带来了企图长生不老的幻想,但最终也夺去了世宗的生命。因为,明代的道教,除了斋醮外还有服用丹药等内容。当时,龙虎山上清宫的道士邵元节和方士陶仲文对世宗说,他们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可以炼成“先天丹铅”,并且说:“久进可以长生。”为此,世宗竟在嘉靖三十一年从京师内外选取了300名8——14岁童女进宫,嘉靖三十四年又选取160名10岁以下童女进宫,专供炼药。邵元节因此官封礼部尚书,陶仲文则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礼部尚书、少师、少保、少傅、恭诚伯,兼支大学士俸,成为一身而兼三孤的显赫人物。但是,世宗并没有因为服药,而长生。相反,他在过多服用丹药后却中毒身亡。 

  孝洁肃皇后陈氏,世宗元配,元城(隶河北大名府)人,都督同知泰和伯陈万言女。嘉靖七年(1528年)十月二日病故。世宗下令丧礼降等,谥“悼灵”,葬天寿山祆儿峪。嘉靖十五年(1536年),礼部尚书夏言上奏说:“先皇后正位中宫,母仪天下七岁,夭崩谥悼,虽侔古法,而灵义有六,类非美称,请下翰林更谥。”于是,改谥为“孝洁”。穆宗登极后,上尊谥“孝洁恭懿慈睿安庄相天翊圣肃皇后”,迁葬永陵。

  孝洁皇后是怎么死的呢?按《明史·后妃传》的记载,是因为有一天,陈皇后与世宗同坐。顺妃张氏和一位方姓妃子为世宗和陈皇后进茶,世宗看着两位妃子的手出了神。陈皇后看见后,心里不高兴,把杯子扔掉,就站了起来。世宗大怒,陈皇后因此受惊坠胎而死。

  但是,朝鲜的《李朝实录·中宗大王实录》的记载,与此又稍有不同。那本书记载,嘉靖十五年(1536)那年二月初一,朝鲜使臣金光辙从明朝的国都北京返回朝鲜。朝鲜国王接见了他。他向国王讲述了他在北京的见闻。他说:“臣路遇监生张云霓、魏朝聘。问皇帝政令。答曰:‘皇帝喜怒无常,刑赏不中也。’问:‘陈皇后何以崩逝乎?’答:‘张皇后见宠。日前曲宴时,陈皇后有不豫之色。皇帝令陈皇后进爵而怒其色,三进不饮,终乃掷杯,即令罚跪。遂与张皇后入别房,至夜深然后使之退去。陈皇后以此用心得疾,未几而崩逝矣。’”

  孝烈皇后方氏,世宗第三后,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左都督安平侯方锐女。世宗即位10年,尚未得子。大学士张孚敬上言:“古者天子立后,并建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妇、八十一御妻,所以广嗣也。陛下春秋鼎盛,宜博求淑女,为子嗣计。”世宗遂于嘉靖十年(1531年)三月,选方氏(即方皇后)、郑氏、王氏、阎氏、韦氏、沈氏、卢氏、沈氏、杜氏九人册封为九嫔。其中,方氏被册封为德嫔。

  方氏被册为嫔后的第三年,世宗的第二位皇后张氏被废。原来,孝洁陈氏崩逝后,那位顺妃张氏就被立为皇后了。但是,她在嘉靖十三年(1534)正月时也被废掉了。被废的原因,也有不同的说法。

  前述的那位朝鲜使臣在皇宫里听一位宦官说,哀冲太子落生后,张皇后有些不高兴。才过两月,哀冲太子去世,有人在世宗那里说是张皇后诅咒而死。世宗因此将她废掉。但是,张皇后性格很柔顺,虽然被打入冷宫,但是她听说世宗病了,还是急得吃不下饭,日夜为世宗祈祷,愿意自己去替代。世宗听说后,后悔把她废掉,想恢复她的皇后之位,但新皇后已立,只好作罢。

  而明天启时担任过礼部尚书的朱国祯在他的《涌幢小品》中则记载,他小时候听一位老儒生说,张皇后被废,与昭圣皇太后张氏(孝宗皇后)的弟弟张延龄有关。世宗因为他的母亲刚进京时,昭圣皇太后用藩王妃的礼仪相待,因此,世宗认为昭圣太后冷落和歧视自己的母亲,心里非常不满。正好有人告太后的弟弟张延龄有不法事情,于是,世宗打算给他定个谋反罪,然后满门抄斩,藉以报复昭圣太后。太后知道后,自然惊慌失措。她自己想借皇帝生子祝贺的机会为兄弟求情,而世宗又不答应。太后只好托张皇后给说情。张皇后受太后之托,为张延龄求情。不料,世宗听了勃然大怒。下令脱去张皇后的冠服,杖打一顿。第二天,下令将她废掉。废后张氏于嘉靖十五年(1536)去世,按废后吴氏礼仪葬京西金山。

  方氏因“端慎不怠,甚称帝意”,于张皇后被废后的第十天,被册立为皇后。并册僖嫔沈氏为辰妃,丽嫔阎氏为丽妃以副之。

  方皇后在“壬寅宫变”时曾经救过世宗的命。当时,是方皇后闻讯后,及时赶到,解开绳索,救下世宗。但是,那时世宗已经不能说话。所以,方皇后命令内监张佐逮捕这些宫女进行审讯。审讯的结果是,王宁嫔是主谋,“曹端妃虽不与,亦知谋”。于是,方皇后下令处死了这些宫女及王宁嫔、曹端妃。其实,曹端妃确实不知道这件事。后来,世宗知道了曹端妃的冤情。说:“曹妃,我所爱,岂宜生此心!”因此,对方皇后产生了怀疑。嘉靖二十六年(1547)十一月的一天,方皇后所住的宫殿发生火灾。内臣们请示救方皇后,世宗不答应。方皇后因此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十一月十八日,死于那次火灾烧伤。后来,世宗也觉得自己有些残忍。说:“过去皇后救过我的命,我却不能救皇后的命。”

  下令以元配皇后礼仪葬永陵,并命将其棺椁停放于皇堂(玄宫主室)棺床上左侧,经礼部大臣建议,仍命放置右侧。谥孝烈皇后。隆庆初,上尊谥“孝烈端顺敏惠恭诚祗天卫圣皇后”。

  孝恪后杜氏,穆宗生母,北京大兴人,庆都伯杜林女。嘉靖十年(1531年)封康嫔,十五年(1536年)进封为妃。三十三年(1554年)正月十一日去世,赐谥“荣淑”,葬金山。穆宗即位,上尊谥“孝恪渊纯慈懿恭顺赞天开圣皇太后”,迁葬永陵。当时,孝洁陈皇后、世宗皇帝的棺椁一同葬入陵内。其安葬情况有“依次列祔”的记载,这说明,永陵一帝三后系同葬一室。

  永陵的营建在世宗皇帝登极后的第十五个年头,即嘉靖十五(1536年)年。系其在位时营建的“寿宫”。但其卜选陵址却是在嘉靖七年(1528年)皇后陈氏去世之时。当时,世宗命辅臣张璁及致仕兵部员外郎骆用卿等人为陈皇后选择陵地。同时,也秘密选好了自己的陵地。

  骆用卿在嘉靖年间以通晓风水术闻名。据明张瀚《松窗梦语·堪舆纪》记载,他是浙江永嘉人,与大学士张璁是同乡。张璁考中举人后,曾参加七次考试都没有考中进士。后来,有一次他邀请骆用卿登览他家祖坟。骆用卿见后非常惊诧。说:“此地十年当出宰辅!”接着,又拍拍张璁的背说:“可惜,您的年龄都这么大了,还没考上进士。这话怎能应验呢?”但是,谁都没有料到,第二年(正德十六年),年已47岁的张璁竟然考中了进士,任职礼部观政[ 明朝时派往中央各部观察政事的进士,称为“观政”。]。后来,在议大礼中因上疏附和世宗尊崇兴献王而受到世宗器重,嘉靖六年(152年7)十月,果然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入内阁参政。嘉靖七年(1528年),世宗在下令为孝洁陈皇后卜选陵地,并秘密预卜寿陵时,张璁便推荐了骆用卿。

  骆用卿来到天寿山后,外观山形,内察地脉,为世宗选择了橡子岭(祥子岭)和十八道岭两处吉壤,并画图贴说,呈给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三月己卯(二十四日),世宗谒祭长、献、景三陵后,带领从臣和钦天监官员亲自到骆用卿为他选定的十八道岭察看。第二天,又察看了橡子岭。最后,君臣一行都觉得十八道岭风水最为优胜。于是,世宗下旨说:“适观吉地咸可为陵。朕惟祖宗所遗此,本诸天赐。既越列圣之地,恐朕未可当。今日既定,宜勿他适。还京可议营造,卿等其力赞之。”嘉靖十五年(1636年)四月二十二日申时,浩大的陵工开始了。世宗皇帝亲自主持了祭告长陵的典仪,武定侯郭勋、辅臣李时奉命总理山陵营建事宜。世宗还下诏更名十八道岭为“阳翠岭”。

  但事实上,世宗对陵寝营建工程虽然作了部署,而到底想不想在阳翠岭营建寿宫当时却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

  据《兴邑衣锦三僚廖氏族谱》中的《文政公行程实录记》记载,嘉靖十五(1536年)年三月二十六日,世宗下旨礼部尚书夏言说:“朕观天寿山已建陵矣。若又拘此山,恐非所以为万世之计。卿宜访求精通地理之人,于畿辅近地或与天寿山相近之处,博选吉壤,以备后用。”夏言随即回奏:“臣等窃惟自古帝王建立山陵重事,此非极精于堪舆者不能测识。看得天寿山形胜,天造地设,诚为国家亿万载根本之地。但列圣陵席卜建已多,此外尽善尽美之地已少,兹不可不预加访求,诚有如圣谕者。但今钦天监官生习学占候历数之学,原无地理专科之设,故精通地理绝少。臣等查得永乐七年太宗皇帝营建山陵于昌平州,上命礼部尚书赵珝(“羾”字之误)以明地理廖均卿等择得吉壤于昌平州东黄土山。御驾亲视其山为天寿,即今七陵所在是也。廖均卿乃江西人也,及查得《大明一统志》书载,江西赣州府兴国县人廖瑀,精识地理,几有仙道;而杨筠松、曾文辿俱奕世之明师。今其子孙或有能传受其业者。合该本部差官一员,赉文前往江西,行令抚按衙门访查前项廖、杨、曾氏子孙,果受祖传秘术得其道,各起一名前往。仍于各府、州、县博访精通地理之人,着令一并起送。”

  夏言的提议得到了世宗的批准。于是,在江西监察御史陈江的主持下,查访到了廖文政、曾邦旻、曾鹤宾三人。认为他们“受祖业,颇得其家传,堪以送”。还查访到潜老三、刘善三、廖才超等人“初知术业,学未精通”,杨筠松的后人,则“亡故,无人传授”。

  嘉靖十五年(1536年)六月十四日,礼部对廖文政、曾邦旻、曾鹤宾等人进行考核。

  经过考核,廖文政、曾邦旻、曾鹤宾三人的风水学识都得到了礼部的认可,因此得以参加永陵的卜选,并成为钦天监官员。其中,廖文政被授予的官职是阴阳人,属未入流官员,每月的俸禄只有七斗米,待遇非常低。曾邦旻、曾鹤宾的官职估计也是这样。

  嘉靖十五年(1536)九月二十四日,廖文政等随世宗从京城出发前往天寿山。次日,他们奉旨到阳翠岭的山顶上看该地风水,下山后在阳翠亭内朝见世宗。

  行过叩头礼后,世宗问他们:“何如?”他们回奏说:“好。”世宗又问:“穴在何处?”廖文政回答:“势如仰掌,穴在中央。”世宗觉得陵后的山过于高大,心存疑虑。遂又问他们:“后山高耸,何如?”廖文政回答:“后山高耸者,号为离宫天柱。经曰:‘天柱高而寿彭祖[ 彭祖,神仙人物。相传为夏代人,至殷代已有800岁,故为长寿的象征。]’主圣寿万年。”

  世宗听了,不禁欣喜万分,哈哈大笑。他让廖文政走上前来。接着问道:“均卿是尔何人?”回答说:“是臣曾祖。”世宗问夏言、李时两位尚书和武定侯郭勋:“他是廖均卿曾孙吗?”三人回答:“是。”世宗又问廖文政:“尔曾祖几年来京?”回答说:“永乐七年来京。” 看来,世宗对永乐时的事情很感兴趣。接着又问:“永乐七年来京,尔祖说天寿山风水何如?”回答说:“臣祖传流道,天寿山夺天下山川之正气,为万世之鸿基。”世宗问:“你曾祖留下有何物与你做表记?”廖文政回答:“臣曾祖留下永乐圣主御赐诗扇一柄,尚书金幼孜领。臣有地理文章。”世宗问随从的大学士们有什么说的。大学士们迎合世宗的意思说,既然是尚书金幼孜所领,廖文政又有地理文章作证,就把先帝所赐诗扇献上。

  当天,廖文政等人还奉旨察看了天寿山长、献、景、裕、茂、泰、康七陵风水。临行前,世宗问七陵风水如何,廖文政说:“好!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大臣们见天寿山“修竹茂林、瑞气交嘉”,都说是预示皇上早生皇嗣。

  二十八日,君臣一行返回皇宫。

  十一月初五日,廖文政随同夏言、李时、郭勋去清宁宫看望世宗皇帝的母亲蒋太后。廖文政对世宗说:“臣看得清宁宫殿平矮,内里暗黑,纯阴无配。”世宗采纳了廖文政的意见,对该殿进行了修建。

  嘉靖十六年(1537年)二月二十四日,廖文政等随世宗前往天寿山谒陵。当天下午,随驾往阳翠岭寿宫点穴。到了那里,世宗问廖文政:“你看穴要多少深?”廖文政说:“不宜太深太浅。深用一丈七尺,又则二丈四尺。”匠官郭孟赐、李福全上奏说:“要五丈深。”廖文政解释说:“阴脉到头,阳脉结穴,不宜大(太)深。深则生水,气从上过。”世宗同意廖文政的意见。下旨说:“钦天监廖文政论得理,不用太深。”又传旨说:“朕明日诸事都要放小些。”武定侯郭勋上奏说:“皇上是天子。”言外之意是可以往大一些作。世宗说:“尧舜不是天子?先生(指风水先生)也曾护土葬。还是钦天监说得是。”众官遂都不敢吱声,叩头而退。这样,永陵地宫金井的深度就基本确定下来了。

  廖文政虽然在卜选永陵的过程中起的作用不小,但官职并没有马上得到升迁。嘉靖十五年(1536年)十二月十四日,他以从家里来时过于匆忙,寒衣未备,每月七斗米难以维持生计为由,恳请比照永乐年间卜选长陵例,授予他钦天监博士的官职。但世宗却非常吝啬,只同意每月给他加米三斗。嘉靖十六年(1537)十二月十七日,再次奏本一道。说家属都在北京,租房、买柴、衣食供应,难以接济。老家又路途遥远,同样贫穷。永乐时,其曾祖父廖均卿卜选长陵时授予了钦天监灵台郎博士品的官职。他希望皇上能在喜得皇子的时候,让他分沾一点恩典,给他加授官职。世宗这才给了他钦天监署博士(从九品)的官衔。比起其曾祖父廖均卿的四品职衔仍然差距较大。

  从永陵的风水格局看,其山形地貌与廖文政所说是比较一致的。

  其背后的阳翠岭即玄武山拔地而起,的确合乎“天柱”高耸之义。

  阳翠岭自身发出的蝉翼砂山虽然都比较短,不能对穴形成抱合的拱卫之势,但其左有馒头山、蟒山、汗包山、蒋山等山脉为青龙,右有长陵后山、祥子岭、大峪山、苏山、袄儿峪等山脉为白虎,前有虎山为朱雀(朝山),则形成了“势如仰掌,穴在中央”的完密的堂局。《古今图书集成》所辑《李思聪总索》“大小八字”条:“大小八字迹微茫,生在节包块硬旁;若是分明为大地,但须脚短莫教长。”永陵的山峦分布形态正与此说相合。永陵的水流,陵园东西两侧各有小水,东边的从左面抱合而来,流经陵前的三座单空小石桥。稍远处,东边的水流来自德陵沟,经陵前小石桥向西南流去,与七空桥水相合;西边的来自阳翠岭西面的山沟,流经景陵桥、北五空桥后,汇于七空桥水。也都合于界水聚气之义。

  永陵的朝向为南偏西55°,为寅山申向(《帝陵图说》作“向坤”,误)。其分金合于缝针一百二十分金层辛丑、辛未分金。其所用杖法,应是“缀杖”。因为按《杨筠松十二杖法》,运用缀杖确定葬法方位的情况是,“龙势雄急,落脉强健,结穴最低,就龙脉将尽未尽之处立穴。……龙体虽急,而穴中终不觉其威猛;穴场虽低,而局势终不觉其沉陷。对顶乘气,不饶不借,不偏不倚,不高不低,不深不浅,在缓急相乘之间,缀穴于脉,方为合法。”永陵后面的阳翠岭山高势雄,永陵宝城(穴在其中)位当山势将尽未尽之处,廖文政对穴也曾有“不宜太深太浅”之说,因此,用的是缀杖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另外,缀杖之法又有虚实之分:“其来脉虽刚急,至脉尽处,微有化生脑(稍稍隆起的小凸包)者,则辏入球檐(指山脉的肥圆融结且端正处)二三寸,粘脉立穴,此实缀也;其降脉雄急,一气行落,不起化生脑,虾须不生,八字不分,只有金鱼阴腮。所来气尚未舒缓,又须脱得杀尽,离球一二尺,使杀脱而气和,方才立穴,此虚缀也。”永陵的缀杖当属虚缀法。

  永陵的朝山是大红门西侧的虎山(西侧一峰,但稍偏)。其龙砂是蟒山及汗包山等山脉,虎砂是天寿山西峰及祥子岭、大峪山等山脉。

  对永陵的风水,《帝陵图说》曾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天寿蕞尔之山,而犹有佳城(“域”字之误)若阳翠岭者,非地灵之效顺,世宗之睿鉴,其何以得之!”

  最终,因廖文政等人的复视,十八道岭作为世宗建陵地点没有发生变化。

  嘉靖十五年(1636年)四月二十二日申时,浩大的陵工开始了。世宗皇帝亲自主持了祭告长陵的典仪,武定侯郭勋、辅臣李时奉命总理山陵营建事宜。在这一天动工的还有其他七陵的修缮工程、长陵神道甃石以及石像生加护石台等工程。

  在营建过程中,世宗打算按照长陵的规制进行营建,却又不好把话说明,就虚情假意地对大臣们说:“陵寝之制,量仿长陵之规,必重加抑杀,绒衣瓦棺,朕所常念之。”大臣们对世宗的话心领神会,送给世宗御览的陵寝设计图只比长陵规模略小,因此很快得到世宗同意。

  大约经过7—11年的经营,永陵营建大体告成。永陵竣工日期,文献没有确切记载。但据《明世宗实录》卷二五六记载,阳翠岭陵工暂止后,嘉靖二十年(1541年)十二月又曾再兴前工。说明永陵的竣工时间至少在嘉靖二十一或二十二年。又卷三二六载,致仕工部尚书甘为霖故于嘉靖二十六年八月,生前因督理殿工,修饰七陵,预建寿宫工完,升为尚书。则永陵的建成,当距修饰七陵完工时间不远,最迟也在嘉靖二十六年前。

  建成后的永陵与前七陵相较,有三个独特之处。

  第一,是规模宏大,越制营建。在古代,陵园规模的大小,取决于陵园殿庑、明楼及宝城规制。按照礼制要求,后世的帝王陵墓不应在陵寝规制方面超越其前代帝王的陵寝。但永陵的陵寝建筑,如宝城、殿庑等却在规模上超过了其前代献、景、裕、茂、泰、康六陵制度,仅比成祖的长陵略小一点。

  据《大明会典》的记载,永陵宝城直径为81丈,祾恩殿为重檐七间,左右配殿各九间,其规制仅次于长陵(长陵宝城直径101丈8尺,祾恩殿重檐九间),超过了永陵之前所建的献、景、裕、茂、泰、康六陵制度(这些陵的宝城直径都明显小于永陵,祾恩殿、左右配殿都是五间)。永陵祾恩门面阔五间与长陵相等,同样在规模上大于前述六陵制度,因为前述六陵的祾恩门均为三间。其后仅定陵仿永陵建造,大体与之同制,但左右配殿各为七间,也还是略小于永陵。而庆、德、思三陵的建筑规模都小于永陵。所以,永陵在十三陵中是仅次于长陵的第二大陵。

  第二,是永陵的陵园设计独具特色:

  其一是永陵的方院和宝城之外,有一道前七陵都没有的外罗城。其制“壮大,甃石之缜密精工,长陵规画之心思不及也”。外罗城之内,左列神厨,右列神库各五间,还仿照深宫永巷之制,建有东西长街。《帝陵图说》曾记载这座外罗城的由来:“永陵既成,壮丽已极,为七陵所未有。帝登阳翠岭顾工部曰:“朕陵如是止乎?”部臣仓皇对曰:‘外尚有周垣未作’。于是周遭甃砌,垣石坚厚,壮大完固。虽孝陵所未尝有,其后定陵效之。”当然,这段文字系出自传闻。因为按《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七的记载,当时夏言等人拟定的永陵陵寝制度,是按照世宗的旨意,把皇妃从葬之式与陵园制度一体考虑的。更确切地说,世宗皇帝是想把自己的妃子们也葬在自己的陵园内(虽然不是一个玄宫内),于是,夏言等人设计了外罗城,以便将皇妃们埋葬于外罗城之内,其布葬的位置则拟在“宝山城之外,明楼之前”,亦即明楼前左右宫墙之外,左右相向,依次而祔。后来,世宗的皇妃们的墓室虽然没有按原议定的方案,修在外罗城内,但外罗城则按原定计划修建了。

  其二是祾恩殿的位置改变了过去各陵独处一院的方式,而是设计在第二和第三进院落之间红墙之间。

  其三是城台之下是个实体,不设陵寝门洞,在城台的左右两侧各设转向礓【组字:石察】,并且各设有白石门楼一座。

  其四是楼内的圣号碑造型新颖,别具一格。其前七陵圣号碑的碑趺均为须弥座式,自上而下由上枋、皮线条、上枭、皮线条、束腰、皮线条、下枭、皮线条、下枋、圭角以及土衬石等部分组成,而永陵圣号碑的碑趺则是自上而下由上小下大九级平台组成。其中,上面八级台分别雕有图案:从上面开始,第一、三、五、七四级台较矮,各雕宝珠和花卉;第二、四、六、八四级台略高,自上而下雕刻的图案分别是云龙(二龙戏珠、回首龙等)、祥云、江牙(山)、海水;第九级台为素面,没有任何雕饰。另外,祾恩殿、祾恩门御路石雕的左升龙、右降凤的“龙凤戏珠”图案也都是其前各陵没有的。(长陵为升降龙、海马图案,景陵为二龙戏珠图案,其余五陵均为“卐”字云图案)

  第三,是永陵营建的用料,和加工制作非常讲究。

  前七陵的明楼在明朝时均为砖木结构(清朝乾隆时修缮改为条石发券结构),而永陵的明楼全为砖石结构,无片木寸板。即使是斗拱、霸王拳、匾额等造型比较复杂,通常都是用木料制作的构件,也是采用石雕。构件的外表则仿木结构油饰彩画,所以,不仅美观壮丽,而且坚固异常,以致至今楼体仍是明代的原构,且完好无损。

  宝城城垛则选用花斑石垒砌。花斑石,明代文献也称“花版石”,或“竹叶玛瑙石”。明朝时,产地主要有河南浚县、河北丰润、江苏徐州等地。据文献记载,当时石料的开采非常不容易。嘉靖三十六年曾担任丰润县知县的曹光祖有一首描写花斑石开采情况的诗,记载在乾隆《丰润县志》中。诗云:

  浭水之北山之转,五色石上霞光絢。

  天巧新搏碎玉峦,人工细切春冰片。

  天生美石为人器,石生此地为人累。

  寻山老匠夜经营,撼石壮夫日憔悴。

  切磋滤砀(dàng)动继经旬,少不周完即损弃。

  尽日攻山石将断,野外人家无一片。

  不知得此更何为,不得中夜发长叹。

  我恐劳民不攻石,遂意为民酿祸难。

  愿天莫生珍怪石,愿山莫产石斑斓。

  不见丑石似奇鬼,儿童拍手笑孱(chán)颜。

  永陵所用垒砌城垛的花斑石,打磨平整光滑、纹饰美丽,装饰性极强。

  祾恩门、祾恩殿的御路石雕,不仅所用都是京西房山大石窝所产的洁白无瑕的汉白玉石料,而且,石料的体积也大。例如,祾恩门前面的御路石雕,长6 .4米、宽1 .8米,是十三陵御路石雕中的最大一块。巨大的石料从产地运至陵区,需要大量人力和物力。据清龙文彬所著《明会要》记载,嘉靖十六年(1537年)升任工部尚书的毛伯温奉命提督天寿山工程,认为包括永陵在内的各陵所用石料,“道远难推,劳费千百”,遂设计了一种八轮大车。这种车“前后联络,随地险易为低昂,工作易就”,可以说是解决了一项技术上的难题。

  由于永陵用料考究,规制宏阔,明隆庆《昌平州志》称其“重门严邃,殿宇宏深,楼城巍峨,松柏苍翠,宛若仙宫。其规制一准于长陵,而伟丽精巧实有过之”。

  嘉靖皇帝之所以要把自己的陵墓修建得这么好、这么大,甚至胆敢超越前代陵制,与其皇权的膨胀心态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他以藩王入继大统,刚刚即位时,本想尊崇自己的父母,却面临着大臣与张老太后齐心协力的反抗。尽管嘉靖皇帝运用皇权的威力取得了“大礼议”的胜利,但在心理上却激起了其利用各种手段,强化皇权的意识。其中,超越礼制营建陵寝就是其物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因为,陵寝建筑属于礼制性建筑,高大巍峨的陵寝建筑,会对参拜陵园的臣子造成巨大的心理震慑作用,客观上也就会起到了推崇皇权的效果。

  永陵建成,总计用银达800余万两。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工程最紧张的时候,参加营建的三大营官军有4万人,再加上嘉靖十六年(1537年)正月陵区内新行宫和圣迹亭的兴工,以及皇宫内外工程,每月费银不下30万两。但当时工部库贮之银仅有百万两,修陵经费十分困难。为此,世宗只得采纳大臣们的意见,用广纳事例银的办法,以济陵工。

  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朝廷修葺十三陵时,永陵也得到了修整。当时永陵的祾恩门和祾恩殿虽然“头停椽望尽属破坏,柁、檩、枋、垫亦有糟朽”,但由于初建时用材宏壮、施工精细,其大木构架尚无大损。负责修陵的大臣金简(工部尚书)、曹文埴(户部侍郎)等人本应建议按原制修缮,可是,鉴于十三陵修缮范围较大,至乾隆年间楠木已经“采伐殆尽”,若“仍照旧式修整,则长陵、永陵两处购求大木更难办理”的情况,经过商议,提出了这样一个拆大改小的建议:“拟将永陵享殿等处拆卸,一切柱木大件先尽长陵均匀配用。其永陵宫门、享殿,再将拆下两庑各座木料配搭,按照各陵规制建造享殿五间、宫门三间。”他们认为,“如此转移筹办,不独长陵规模可仍其旧,轮奂维新,即永陵殿宇亦得与诸陵一律缮治整齐,观瞻并皆宏敞”。这个建议在今天看来是不符合文物建筑“不改变文物原状”的修缮原则的,但在当时,也只能采取这一方式,因为乾隆皇帝下令修缮十三陵,目的在于怀柔汉满两族关系,以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其政治目的是居于首位的。只要政治目的达到,陵园是否符合原制并不重要。而按照这一建议实施,则会压低修陵的经费。所以,金简等人的奏折呈到宫廷内,乾隆皇帝很快就准奏了。永陵的祾恩门、祾恩殿因此全部被缩小规制建造:祾恩殿由面阔七间(通阔50.65米)、进深五间(通深27.72米),缩为面阔五间(通阔25.91米)、进深三间(通深14.4米),殿顶由重檐式改建为单檐歇山式;祾恩门,由面阔五间(通阔26.26米)、进深二间(通深11.26米),缩为面阔三间(通阔12.3米)、进深三间(通深8.7米),单檐歇山顶的形制未变。

  民国年间,乾隆时期改建的祾恩殿、祾恩门相继塌毁。至今台基上还完整地保留着改建后门、殿的柱础石。明代门、殿的柱础石保留不多,但可以看出其体量明显大于改建后的柱础石。其中,祾恩殿现存明代重檐金柱柱础石鼓镜部分直径达1.2米,比长陵的仅少2厘米。可以想象明朝时永陵祾恩殿的楠木柱也是十分粗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