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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康陵——明朝第十位皇帝武宗朱厚照和皇后夏氏的合葬陵墓

来源:北京十三陵特区办事处      时间:09-06-09      作者:

  

明武宗朱厚照 皇后夏氏

  

  明康陵,位于金岭(又名莲花山或八宝莲花山)东麓,是明朝第十位皇帝武宗朱厚照和皇后夏氏的合葬陵寝。

  明武宗朱厚照,是明朝第十代皇帝。孝宗的长子,弘治四年(1491)九月二十四日生,弘治五年(1492)三月八日立为皇太子。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十八日即皇帝位。第二年,改元正德。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十四日逝于豹房。谥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宏文思孝毅皇帝,九月葬康陵。

  武宗是明代最昏庸荒淫的皇帝之一。他在位期间,不理朝政,荒淫失德,太监、佞幸擅权,史所罕见。

  武宗小的时候,非常聪明,也很懂礼貌。他八岁那年开始读书。对于皇太子来说,这叫“出阁讲学”。读书的地点在文华后殿。武宗刚开始念书时,学习很认真。每天按时参加讲学。态度庄重严肃,聚精会神。对讲官也很有礼貌。讲官回去后,他一定拱手相送,作作揖的姿态。武宗的记忆力也很好。讲官每讲一课,第二天他都能合上书本背诵下来。

  孝宗因为自己幼年时经历坎坷,对武宗特别疼爱,有时甚至有点儿娇惯。由于孝宗及张皇后平时过多的注意的是武宗的生活起居方面的事儿,对武宗品德、学业方面关注的不够,陪伴他的太监刘瑾等人又千方百计的引导武宗游戏,所以,武宗逐步养成了贪图玩乐的坏习惯。

  孝宗也可能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临终时,特召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至乾清宫,托以后事。孝宗握着刘健的手说:“东宫(皇太子)年幼好逸乐,卿等当教之读书,辅导成德。”但武宗并不听这些顾命大臣的意见。他喜欢的是在东宫时陪伴他玩的几名太监,特别是为首的太监刘瑾。另外还有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人,时称“八党”,又称“八虎”。武宗在他们的引诱下,每天游玩,根本不理朝政。大学士刘健等人遂上章谏劝。武宗对这些只是温诏相答,并不采纳。“八虎”则迎合皇帝,引进鹰、犬、歌伎、角觝之类的游戏,供武宗玩乐。于是,户部尚书韩文会同百官伏阙上疏,揭发“八虎”罪行。武宗却仍听信“八虎”的胡言,反而下令由刘瑾掌管司礼监,马永成、谷大用分掌东西二厂,各据要职。刘健、谢迁等人被迫辞官回家。不久,户部尚书韩文被刘瑾以伪银输入内库为借口,降一级致仕。其他反对过刘瑾的大臣也先后被杖责下狱,或罢官回家。正派的大臣被打击下去,武宗就放心大胆地纵情玩乐起来。

  为了达到掌控朝政的目的,刘瑾每逢武宗玩得高兴时就拿来许多奏折让武宗批阅。武宗不耐烦,挥手让他走开。说:“我用你是干什么的,净给我添乱。”从此,朝事无论大小,都由刘瑾一人专断,不再请示武宗。但是,刘瑾虽然野心大,却没有文化,连奏章也不会批。于是,就把奏章拿回家,让妹夫礼部司务孙聪和华亭人张文冕商量着写。由于文辞不佳,最后又由阉党官员吏部尚书大学士焦芳润色。当时的奏章,本来都应该直接送到通政司,再由通政司转到内阁。但刘瑾却要求先写红色的本子送给他,称为“红本”,然后再用普通奏章的形式转给通政司,称为“白本”。

  刘瑾能够替代皇帝批阅奏章,便利用手中的权力,索要收取官员的贿赂。有一次,刘瑾向给事中安奎和御史张彧索要贿赂,二人没有交够数目,刘瑾就给他们戴上重枷。当时,天下着大雨,二人却一步都不敢挪动。明代的法律规定:犯死罪的人所戴的枷最重,是25斤;徒罪、流罪枷重20斤;杖罪15斤。但刘瑾创立的重枷却是150斤。枷本来应是一种戒具,但是刘瑾却把它变成了一种刑具。刘瑾还派人四出横征暴敛。他派大理寺少卿周东前往宁夏清理屯田,以50亩为一顷,加倍征收租税,激怒了守边将士。使一大批将士愿意跟随安化王叛乱。有时遇到丰收的年景,刘瑾竟然下令,一年之中征收几年的赋税。老百姓怨声载道,全国各地爆发了大小不等的多处农民起义。激化了阶级矛盾。

  刘瑾对政敌实行恐怖政治的手段很多。除了重枷法,还有罚米法。刘瑾在正德三年(1508)八月创立罚米法,九月就有140名官员被罚。韩文因为曾经弹劾过刘瑾,本来已经丢了官职,但刘瑾见他家贫,又对他罚米千石。后来又借故罚了一次,使得他家贫如洗,难以生活。当时被罚米的政敌,几乎都是家破人亡,刘瑾还要拿他们的家小抵债。刘瑾还把刘健、谢迁、韩文等53人定为“奸党”,在朝堂上张挂榜文。在宣布“奸党”名单时,大臣们都要跪在金水桥南恭听。后来,又有人用匿名信的方式揭发刘瑾的不法行为。刘瑾恼羞成怒,竟然下令百官跪在奉天门外,他亲自对百官进行审讯。晚上,又把300多名五品以下官员关进监狱,第二天才放出来。刘瑾擅权的时间有五年之久,当时,人们称武宗是坐皇帝,称刘瑾是站立的皇帝。公侯勋戚大臣私下见刘瑾时,都要跪拜行礼。就像见到皇帝那样诚惶诚恐。

  刘瑾的暴行,激起了人们的反对,他最终因谋反罪,于正德五年(1510)八月二十五日被凌迟处死。所谓“凌迟”是最残忍的一种处死方法,就是一刀一刀的割身上的肉,最后再割断喉咙。据说,刘瑾被割了三千多刀,法场内外有不少人争着买他的肉吃。

  刘瑾被除后,武宗并不因此改邪归正,而是继续宠信其他太监,并开始宠幸钱宁、江彬等佞幸之臣。钱宁是太监钱能的养子,骑马射箭的功夫很好,武宗很欣赏他。让他掌管锦衣卫的事情。豹房内的戏乐、佛事、女人的引入,都是他操办的,就像豹房的大管家一样。武宗与他几乎是形影不离。每每喝醉了酒,就枕着钱宁睡觉。大臣们等候武宗早朝,只要看到钱宁从豹房出来,就知道武宗要上朝了。江彬原来是宣府总兵张俊手下的军官,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过程中表现出众,得到武宗的赏识。被武宗任命为西官厅的都督,相当于豹房中的军事主管人。

  武宗在这些人的诱导下,个人生活放荡荒唐到了极点。在正常的情况下,皇帝的居住地点应该是内廷建筑中的主要宫殿——乾清宫。在那里,皇帝何时早朝,何时日讲,包括起居生活等等要处处合乎规矩,显出皇帝的尊严来。但是,武宗却不愿意在内廷中过正常的皇帝生活。他受不了那种清规戒律的约束,他喜欢的是一种无拘无束的放荡的生活。所以,宫里的规矩他一概不愿遵守。例如,过去,皇宫设有女官六局。其中有尚仪局,局里设有彤史两人,是正六品女官。她们的职掌之一就是安排皇帝的就寝,记录皇帝与皇后、妃嫔同居的时间、地点。武宗下令她们不许再记录,自己“遍游宫中”,每天和小太监们一起摔跤、踢球,想住在哪里,就住在哪里,想在哪里吃,就在哪里吃。他去中宫皇后那里、去东西六宫的妃嫔那里,总共不过四五天。他下令在宝和殿至宝延殿之间,设立六家商铺。让太监、宫女们装作生意人,把宫里的东西作为商品。自己则头戴瓜拉帽,与他们谈生意。太监们手拿账簿,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与武宗讲价还价。还有人装作中间人,进行调和。生意做够了,又去酒家去喝酒,宫女们假装成卖酒的老板娘,酒馆里弹着古筝、琵琶,热闹非凡。武宗喝醉了酒,就随意住在那里。

  这么痛痛快快随意地玩儿,武宗还不满足。正德二年(1507),又下令在现在故宫的西华门附近修建了一处建筑,称为“豹房公廨”,人们又简称它为“豹房”。这处建筑在正德七年时建成,修建的时间长达五年。有房屋200多间。里面既有居住的密室,又有游戏的豹房,还有内操训练的教场以及佛寺等建筑。武宗非常喜欢住在这里,把它称作“新宅”。在这里,武宗每天让教坊的乐工进豹房演奏,不够时还调取外地的乐工进来,人数往往数以百计。当然,武宗自己也比较懂音乐。明朝人李诩写的《戒庵老人漫笔》曾经说:“武宗皇帝深解音律,亲制杀边乐。南京教坊皆传习。余尝闻之,有笙有笛有鼓,歇落吹打,声极洪爽,颇类吉利乐。”

  后来,武宗听人说,锦衣卫都督同知于永精通房中秘术,就把他召进豹房。两人谈得非常投机。于永是色目人。在明代,色目人一般是指回回人,包括新疆的维吾尔人。于永对武宗说:“回回女皙润而瑳粲,大胜中土。”意思是说,回回女子不仅肤色白净而且长得也漂亮。武宗对他的话深信不疑。正巧,有一位名叫吕佐的都督也是色目人。于是,于永就打着武宗的旗号,到吕佐家弄来了12名擅长西域舞蹈的回回女子,送进豹房。这12名回回女子通宵达旦地为武宗唱歌跳舞,武宗还不满足。在于永的怂恿下,武宗又下令把侯伯等功臣中属于色目人的家中女眷召进来,为他歌舞。其中,貌美的就留下,不再放出来。

  武宗在豹房还经常演练阵法。参加练兵的有皇帝的侍卫军,还有江彬等带来的边军和太监率领的“内操军”。武宗为了过把当将军的瘾,竟然不顾皇帝的尊严,在正德十二年(1517)九月,自封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还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叫朱寿。正德十二年十月,武宗在山西应州附近指挥明军还真与蒙古骑兵打了一场硬仗。他自己还亲自斩杀了一名蒙古骑兵。为此,他得意洋洋,又下诏为自己进爵为太师、镇国公。为了寻求刺激,他还喜欢与虎搏斗,结果,正德九年(1514)那次,被虎所伤,导致一个多月没法上朝。

  武宗对佛教中的喇嘛教也非常痴迷。他通晓佛经梵语,并且经常在豹房新寺里与番僧们一起诵读佛经。一些喇嘛教的大师因此被封为显赫的宗教官职。武宗自己则自封为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

  武宗除了在京城玩乐外,在佞臣江彬等人的诱导下,从正德十二年(1517)开始,还多次寻找各种借口离京到外地游乐。他去过宣府(今河北宣化),去过山西大同,去过北京的密云,去过南方的扬州和南京。所到之处,欺男霸女,干了很多禽兽不如的事。当然,武宗这样做,肯定会遇到大臣们的反对的。

  当时有个巡关御史,名叫张钦,就是个敢于冒着生命危险阻止武宗去宣府游玩儿的官员。正德十二年(1517)七月,武宗在江彬等人的鼓动下,打算北出居庸关,到宣府去游玩。消息传出,张钦马上上疏劝止。他说:“听外面人传说,皇上要从居庸关出去,到边塞去游玩儿。臣觉得陛下不是想去游玩儿,一定是想亲征北面的敌寇。但是,北面的敌寇很猖獗。可以派遣大将去征伐,没有必要御驾亲征。过去,英宗不听大臣劝阻,六师远出,结果,出现了‘土木之变’。即使普通的老百姓都爱惜自己的生命,陛下怎么可以不管宗庙、社稷,轻易冒这个险呢?”当时,其他大臣也都表示反对,但是,武宗就是不听。于是,张钦又上了一道奏折。他说:“臣以为有三个原因,皇上不能去宣府。首先是,这样会动摇人心,国家的开支也太大。其次是,路途这么远,皇太后和皇后都会挂念。其三是,北方敌寇气势嚣张,难以与他们一较高低。臣的职守是向皇帝进言,奉命巡视关城。一定忠于职守,绝不辜负陛下的信任。”张钦的这道奏章,武宗同样也不采纳。

  到了八月初一那天,武宗换了行装,微服来到昌平。并且多次派人通知居庸关守将,说皇帝要出居庸关。张钦因为是巡关御史,有权制约居庸关守将。他下令让隆庆卫指挥孙玺紧闭关门。自己把关城的钥匙收起来。负责监军的太监刘嵩想去昌平朝拜武宗,张钦阻止他说:“皇上出关,正是对你我生死的考验时机。不开关门,是违抗天子之命,犯的是死罪;打开关门,放皇帝出去,天下事情谁能知道?万一出现了像土木之变那样的事情,你和我还是死罪。我看,怎么都是死,宁可不开关门,死也是轰轰烈烈。”

  一会儿,武宗命人召孙玺去昌平拜见自己。孙玺说:“有巡关御史在,臣不敢擅离职守。”

  武宗又派人召刘嵩。刘嵩说:“我是皇家的奴才,不敢不去。”张钦把御史的大印往身上一背,手握宝剑,坐在关城的大门内。对大家说:“谁敢打开关门,立即斩首!”这样,太监刘嵩也没敢出关。

  到了晚上,张钦又连夜给武宗写了一道奏章。奏章说:“臣听说,如果天子御驾亲征,一定事先下诏,让朝廷大臣集体讨论。到了出发的时候,也一定是千军万马、百官扈从,旌旗招展,场面壮观。现在,我们作大臣的一点儿都没听说这件事,就说皇帝的车驾今天要过居庸关。这里面一定有诈。一定是有人假借陛下的名义,出去勾结贼寇。请让臣将他们抓捕归案,明正典刑。如果真是陛下要出关,也应该同时有皇太后和皇后的懿旨,否则,臣万死也不奉诏。”张钦是豁出去了,宁死也要挡住武宗出关。

  但是,他的奏章还没有送到武宗那里,武宗派来的使者又来了。张钦见状,立即拔出宝剑,对使者大声喝道:“你们说的都是瞎话!”吓得使者赶忙跑回去见武宗。说:“我们差一点被张御史杀了。”武宗听说后,大怒。对身旁的人说:“给我把这个张御史抓来杀了。”

  正巧这时,梁儲、蒋冕等大臣也从沙河追过来了,他们执意劝武宗返回京城。武宗一时也犹豫不决了。这时,张钦的奏章也送到了。大臣们都劝说武宗回京,武宗只好返驾回京,但他的心里却非常不愉快。

  又过了二十多天,正赶上张钦到白羊口巡视去了。借这个机会,武宗又偷偷从德胜门出来,夜里住在了羊坊,第二天从居庸关飞驰而过,去了宣府。路上,还不时地问左右侍从:“张御史现在在哪里?”他生怕再被张钦拦住。等到张钦知道这件事,已经追不上了。

  武宗怕大臣们,特别是御史张钦,再没完没了的劝他回去,就派太监谷大用守住关门,不许放任何人出关。张钦只好望着北去的武宗痛哭一场。张钦的“闭关三疏”,从此在京城里广为传诵。第二年,武宗从宣府回来,经过居庸关,还笑着对手下人说:“以前张御史拦着我,不让我出关,现在我又回来了。”但是,武宗也没有加罪给张钦。由此也可以看出,武宗皇帝虽然荒淫,但却并不残暴。

  武宗到了宣府以后,每天夜里见到豪门大宅就往里闯,不是要酒喝,就是索取人家的女人。他听说有一位叫马昂的军官,有个妹妹。不仅美貌非常,而且善于骑射、娴熟胡乐,还懂蒙古话,就想据为己有。尽管马昂的妹妹已经嫁了人,怀了孕,武宗还是把她抢过来,带入了豹房。

  在大同,他强抢人家的住宅、店铺,改为自己的酒坊。他出行的时候,后面竟跟着近侍为他抢来的十几车的良家妇女。

  山西太原晋王府乐工杨腾的妻子,是刘良的女儿,人们称她为刘良女。因为能歌善舞,被武宗看中了。武宗把她带回了豹房,两人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后来,武宗南巡,已经走到山东临清了,他想把刘良女接来同行。但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约定,武宗要召她必须有她送给武宗的簪子作为信物才行。可巧,武宗在经过卢沟桥时,纵马奔驰,丢掉了簪子。武宗派人去接,她撒娇停在通州不走,武宗竟然丢下大队人马,自己坐船到通州接上刘良女,才与大队人马一起南行。后来,这位刘娘娘死后葬在了昌平城东北18里的地方。光绪《昌平州志》引刘嗣绾《尚絅堂诗集·刘姬行序》说:“昌平城东北十八里有刘娘娘墓。明武宗所纳晋府乐工杨腾妻也。居豹房,宠冠一时,然终帝世无位号。其死当在世宗时。乾隆戊辰,盗掘姬墓,多获金宝。州官捕而获之。”

  这次南巡在正德十四年(1519)八月,武宗的借口是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实际目的却是到江南游玩。在途径扬州的时候,太监吴经得知城里许多女人都躲了出去,就派人暗中查访。到了深夜,突然带兵来到,举起灯笼,把大街照得像白天一样,大呼:“圣驾到来。”要大家迎驾。这样,白天查访到的女人便一个个被搜括到武宗的“提督府”里。除了淫乐外,武宗还干了许多荒唐事儿。例如,他认为自己生肖属猪,姓也与“猪”字同音,竟然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都督府太师镇国公”的名义,下令禁止养猪杀猪。又如,朱宸濠本来在武宗南征的路途上就已经被提督南赣军务的都御史王守仁擒获,但是武宗到了南京以后,却又让王守仁在受俘仪式的广场上,把朱宸濠放掉,然后,自己再将朱宸濠生擒活捉。简直是游戏一般。

  武宗在江南淫乐整整一年后班师回京。在回京的路上,武宗在清江浦(今江苏清江市附近)的积水池中,驾小船捕鱼,不慎船翻落水,救出不久因过饮冷酒,吐血而崩。年龄虚岁才31岁。

  孝静毅皇后夏氏,武宗元配,上元(今江苏南京)人,庆阳伯夏儒之女。正德元年(1506年)册立为皇后。嘉靖元年(1522年),被尊为“庄肃皇后”。十四年(1535年)正月二十五日去世,与武宗合葬康陵。在丧期间,世宗皇帝以“嫂叔(夏氏为世宗堂嫂)无服,且两宫在上”为由,拒不为夏氏服丧。上谥时,大学士张孚敬迎合帝意,提出“大行皇后是皇帝之嫂,与累朝元后不同,宜谥二字或四字”,李时则提议用八字。左都御史王廷相、吏部侍郎霍韬等上疏认为,都是皇后,不应有差别。礼部尚书夏言召集群臣议论后上疏说:“古人质朴,所以谥法也简明扼要。后来,谥字越来越多,都是出于臣子的盛情。大行皇后即生今世,宜行今制。其谥号宜如列圣元后,均谥十二字,二、四及八字都于礼无据。”世宗不同意,命廷臣再议,大臣们只好屈从帝意。最后,世宗以“六”合阴数,命谥六字,于是谥为“孝静庄惠安毅皇后”。嘉靖十五年(1536年〕,才按皇后礼,改谥为十二字,即“孝静庄惠安肃温诚顺天偕圣毅皇后”。

  康陵系武宗去世后营建,始建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三十日,工部左侍郎赵璜、太监邵恩、武定侯郭勋奉命提督山陵工程。六月十二日,号陵名为康陵。九月二十二日,葬武宗于陵内。嘉靖元年(1522年)六月十七日,陵园建成,制度一如明泰陵。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葬皇后夏氏于陵内。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出于对昏君的仇恨,将明楼付之一炬。清乾隆年间对陵园重加修葺,明楼四壁和祾恩门都被拆小改建。国民党统治时期,陵园更是频遭破坏。当地土匪曾在宝顶之上开挖盗洞,企图盗窃墓内珍宝。其时连降几天大雨,盗洞坍塌,砸死洞内土匪,陵园才幸免被盗。

  多年来,由于人为破坏和风剥雨独,陵园残毁严重。2003年至2004年,十三陵特区办事处对陵园的残坏建筑进行了修缮,现明楼宝城,以及三座门、琉璃照壁均修葺一新。祾恩门也依据乾隆改建后的遗迹进行了复建。

  不过,在陵园的建筑中,由于墙皮脱落,露出了城砖,人们却可以欣赏到款识多样、字迹清晰、构图精美的砖铭文。

  砖铭文,是为检验工程质量,在烧制前刻或印在砖坯面上的标记性文字,经过烧制,遂完好地保留在砖面上。康陵内的城砖,刻有铭文的几乎随处可见,分别为成化(十三陵中,目前发现最早带有铭文的砖,即是成化年间的)、弘治、正德年间所造。铭文款识多样,字数多少不一。最少的不过三四字,只反映砖的产地,如“六合县”、“泰兴县造”、“浚县窑造”、“镇江卫造”等;最多的达61字,如:“直隶松江府金山卫管工委官指挥魏文、照磨任辂、上海县提调官知县李隶、所县委官百户叶珪、县丞汤□、吏王恺。成化十八年 月 日,黑窑匠计文恭、金福海。”不仅反映了砖的产地,还记有委官人、匠人的姓名,以及砖窑种类、烧制年代等。铭文的布局形式,也不尽相同。有横排式,有纵行式;有单行式,有多行式;有的舒展恢宏,将砖面占满,有的像一方长条印章装饰在砖面中间。字形大的,径达5厘米,小的不足半厘米。铭刻形式,有阳刻(文字凸出,如印章中的朱文印),也有阴刻(文字凹进,如印章中的白文印)。铭文的四周,有的装饰有一道或两道“口”字形边框,给人以严谨庄重的规范感;有的不饰边框,给人以质朴无华的自然意趣。铭文书体有楷书及行楷两类。这些铭文大多出自民间书法家或略通文墨的匠人之手,书艺风格带有多元化和古朴天成的特色。有的铭文匀整规范、平正工稳,带有宫廷“馆阁体”的特征;有的铭文雄强茂密,浑穆大方,又略具北魏碑版的风骨;有的铭文潇洒瘦劲,意态天真;有的铭文婉转遒劲……真是千姿百态,意趣多变。

  根据这些砖铭文的记载,还可以知道,康陵用砖产自河南、江苏、山东等省的30几个州县。

  此外,康陵的附属建筑中,神马房的遗址保存较好也是一大特点。该遗址位于陵园的左前方,虽墙体已残,但院落布局清晰。其总宽为68米,纵深85.8米。由前后两进院落组成。前院于前面正中位置设门,院内左右各有隔墙,形成左右马廐。后院系一庭院,院内有正房及左配房遗址,当系马夫居住的歇房及草料储存房间。院墙全部用河光石垒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