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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泰陵——明朝第九位皇帝孝宗朱祐樘及孝康皇后张氏的合葬陵寝

来源:北京十三陵特区办事处      时间:09-06-09      作者:

  

明孝宗朱祐樘 孝康敬皇后张氏

  明孝宗朱祐樘

  孝康敬皇后张氏

  

  明泰陵,位于笔架山东南麓,这里又称“施家台”,或“史家山”,是明朝第九位皇帝孝宗朱祐樘及皇后张氏的合葬陵寝。

  明孝宗朱祐樘,明朝第十代皇帝。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纪氏所生的孩子。他是宪宗皇帝的第三个儿子,成化六年(1470)七月三日生,成化十一年(1475)十一月八日立为皇太子,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六日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弘治。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七日病逝于乾清宫,享年36岁,谥达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十月十九日葬泰陵。

  孝宗的幼年,经历坎坷。被立为皇太子以后,为了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他的祖母孝肃周太后亲自照看着他。一天,万贵妃请孝宗吃饭。周太后告诉他:“儿去,无食也。”孝宗到了万贵妃那里,万贵妃给他拿吃的,他说:“已经饱了。”给他端来一碗汤,他说:“疑有毒。”弄得万贵妃非常难堪。她说:“是儿数岁即如此,他日鱼肉我矣。”万贵妃连气带怕,因此病了一场。

  孝宗是明代中叶唯一的较为励精图治的君王。他即位后,纠正了许多父皇在位时的错误做法。首先是淘汰了父皇任命的传奉官2000余人。其次是罢遣了父皇所封的禅师、真人等240多人,佛子、国师780多人,追回了赐给他们的诰敕、印仗。节省了不必要的国家开支。因为,宪宗时被封为法王、大智慧佛、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的西番僧人,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他们有宪宗赐给的诏命和金印,服饰、器用都是按王的等级配给的。他们出行时,乘坐棕舆,前有军卫手持金吾开道,后面的随从人员多达几千人。这是一个很大的寄生人群,国家养活他们每年要浪费大量的银两。

  孝宗还尽量压缩宫廷开支,原来皇宫内设有虫蚁房,专门用来蓄养各国贡献的鸟兽。这些鸟兽不仅种类多,数量也大。为了减少宫廷费用,孝宗下令把它们放生。有关部门提出:“虎豹等猛兽,如果放生,会害人、害物。如果杀了,现在还是大行皇帝的丧期,皇上又刚刚登极,不太合适。”孝宗于是下令停止喂食,将它们饿死。 

  孝宗又从用人入手,整顿朝纲。他即位不久,就罢免了万安、尹直两个不称职的内阁大学士。并选拔任用了一大批贤能之臣,他先后重用的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以及吏部尚书王恕、先任兵部尚书后任吏部尚书的马文升和兵部尚书刘大夏等都是当时的名臣。所以,清朝所修的《明史》称弘治时期“朝多君子”。使朝廷政治出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人们称之为“弘治中兴”。历史上人们对孝宗的评价也非常高。例如,《明史》就说:“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明朝时的一些人甚至认为,即使是汉文帝、宋仁宗这样的历史上的明君,也不过如此而已。

  孝宗之所以能在明朝中期有一番作为,首先与他勤于朝政和积极进取的心态有直接的关系。孝宗虽然从小在皇宫长大,但由于幼年时生活环境恶劣,所以,身体不是太好。他瘦瘦的脸颊,面色微微有些发黑。他每逢身体不舒服时,就吟诵自己所写的一首诗:“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将心自医。心若病时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时。”但是,他并不因此而荒废朝政。他不但坚持每天奉天门或奉天殿的早朝,会见群臣,还增加了左顺门的午朝,以便处理繁多的政务。

  除此之外,孝宗还非常注意自身的学习。明朝时有所谓的“经筵”制度。这种制度,起源于宋朝,后来,元、明、清三代都沿用。是一种为皇帝特设的讲解四书和经史的讲席。明朝的经筵讲席,设在文华穿殿内。开始时并没有固定时间,正统以后才定下制度:每月的初二、十二日、二十二日为进讲日。讲官都是由朝中的大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等饱学之士来充当。这在当时被称为“大经筵”。另外,还有日讲,称为“小经筵”。日讲时间在每天的早朝之后。孝宗对大小经筵的学习非常重视,认为要做尧舜那样的贤君,必须注意儒家经典的学习,掌握治国平天下的本领。他不仅把经筵日讲作为非常重要的学习机会,还把它看作是君臣之间研讨政务的机会。他要求讲官在讲解时,一定要联系实际的政务。有的讲官借讲课的机会,对孝宗进行规劝,孝宗也能虚心接受。例如,弘治十年(1497)二月,孝宗游玩后苑,驾临经筵。侍讲学士王鏊就进讲了周文王不敢流连于游猎的事。孝宗听了,很受感动,从此再也不去游苑。日讲一般都是每天一次,但是孝宗却有时增加到两次。。

  其次,“弘治中兴”局面的形成,还与孝宗和大臣的和谐融洽关系密不可分。孝宗在位期间,对大臣非常敬重。他不像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那样,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开杀戒,置大臣于死地。孝宗从来不无故训斥、羞辱大臣。遇到大事,常常把大臣召到殿内,和颜悦色的与他们从容讨论,就像一家人在谈话一样。对内阁大臣都尊称为“先生”,从来不呼叫名字。所以,大学士李东阳有“近臣常造膝,阁老不呼名”的诗句。

  孝宗对大臣的关心也超过了明代其他帝王。例如,孝宗时,有一位日讲官叫张元桢,很有学问。据说他七岁就能写文章,被人称为神童。他讲话的声音特别响亮,很有穿透力。但是,就是长的其貌不扬,个子也很矮,还不足四尺高。但是,孝宗并不因此而怠慢他,反而对他更为尊重。按照当时的规矩,每逢进讲日,文华穿殿内除了要设皇帝的御座外,还要设置日讲官的书案。为了让张元桢讲课方便,孝宗特意命人专门在殿内为他设置了低矮的桌案。

  再如,明朝时有“常朝御门仪”。早朝时,官员们都要按照品级东西相向排列在奉天门(现在的太和门)前。哪个衙门有事需要上奏,该部的尚书就要从奉天门两侧的走廊到上面向皇帝面奏。有时,官员们因为走的太着急,滑倒了,按照当时的规定,就是“失仪”,监察御史和礼部的仪礼司可以进行纠劾,但是孝宗从不因此而责罚大臣。

  还有一次,孝宗夜里坐在宫殿里,觉得很冷。就问旁边的侍臣:“现在还有吃饭没有回家的官员吗?”内侍回答说:“有。”孝宗又问:“天这么黑,又这么冷,假如,有的官员因为廉洁,家里贫穷,回家的路上没有灯火怎么办?”内侍回答:“这也是有的。”于是,孝宗传旨,今后在京官员,不论官职大小,夜里回家,都要由士兵持灯送回。

  孝宗还能虚心听取大臣的意见。当时,蒙古各部经常对明朝的边境进行侵扰。孝宗认为太监苗逵懂军事,很多事都跟他商量。苗逵建议孝宗御驾亲征,出兵袭劫蒙古军队的营寨。孝宗同意了。后来,孝宗又征求兵部尚书刘大夏的意见。问他:“你在两广时,苗逵等人在延绥河套地区偷偷的袭劫蒙古军营,使蒙古不敢再来侵犯。你知道这件事吗?”刘大夏回答说:“我曾经听从征将士谈到袭劫蒙古军营时的事情。当时,全仗着朝廷的威德,才侥幸逃脱。不然的话,就全军覆没了。苗逵出的不是什么好主意。”孝宗有些不甘心,又问:“永乐时,太宗皇帝多次出塞破敌,现在为什么不行呢?”刘大夏解释说:“皇上的神武自然不亚于太宗皇帝,但是现在将领的水平和军队的战斗力却都远不如永乐时期。而且,就是在永乐时期,像丘福那样的名将,在指挥上,稍稍出现点问题,就使几万兵马陷落在漠北。何况,现在将领的水平又都在丘福之下,怎能有必胜的把握呢?现在,还是让边疆的将士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随机应变地进行战守,较为稳妥。”左都御史戴珊在旁边,也赞成刘大夏的说法。孝宗听了,觉得有理。说:“不是你们二人,我差一点被人所误。”放弃了亲征的想法。

  即使是身份低微的人,如果说的在理,孝宗也能接受。例如,孝宗曾经下令在万岁山上修建一座棕棚,以便登山远望。按说这对一个皇帝来说应该是一件区区小事,算不上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但是,一位在国子监读书的太学生名叫虎臣,竟然上疏切谏。国子监是当时国家设立的的最高学府。国子监的领导叫祭酒,也就是校长。他害怕落下教导无方、管束不严的罪名,下令把虎臣锁在国子监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下。但出人预料的是,一会儿,朝廷就派人召虎臣进宫。不但有圣旨安慰,还说他说的有理,已将棕棚拆除。事后不久,孝宗又下令,升授虎臣为七品知县。当时,考中进士授官不过也就是个知县。虎臣没经过科举考试,就直接授官知县,可以算是破格提拔了。

  当然,孝宗在治国方面的魄力还是不够的。而且在有些方面,又重犯了父皇所犯的错误。例如,宪宗信奉左道旁门,孝宗有时也信。当时,太监李广就是用烧炼仙丹来蛊惑孝宗的。所以,弘治十年大学士徐溥曾经上言说:“所成何丹,所炼何药?”给事中叶绅弹劾李广的奏文中也说李广“诳陛下以烧炼之名,而进不经之药”。

  孝康敬皇后张氏,孝宗元配,兴济(今河北青县东南30里处)人,都督同知封寿宁侯,赠昌国公张峦女。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选为太子妃。孝宗即位,册立为皇后。武宗立,尊为皇太后。正德五年(1510年),上尊号“慈寿皇太后”。世宗入继大统,称“圣母”,加尊号“昭圣慈寿”。嘉靖三年(1524年),加“昭圣康惠慈寿”,改称“伯母”,十五年(1536年),复加上“昭圣恭安康惠慈寿”。二十年(1541年)八月八日去世,谥“孝康端肃庄慈哲懿翊天赞圣敬皇后”,十月九日葬泰陵。

  张氏私心比较严重,她有两个弟弟,张鹤龄封寿宁侯,张延龄封建昌伯。二人开店肆,截商货,强取人田舍子女,干了许多违法的事。张氏不但不加约束,反而姑息纵容。当时凡揭发张家弟兄罪行的官员,都被罢官或下狱。内官何鼎,因得罪张氏兄弟二人,张皇后竟指使太监李广将何鼎活活杖死,从而助长了鹤龄兄弟二人的骄横势焰。扬州府同知叶元,曾污辱过张氏家人。一次,叶元进京,张氏族人竟直奔吏部,将叶元抓走,痛打一顿。后孝宗皇帝游南宫,鹤龄兄弟二人入侍,酒喝到一半儿,趁张后、太子及张皇后母金夫人更衣的机会,孝宗将鹤龄兄弟二人叫到一边,温语规劝,鹤龄兄弟才免冠叩头谢罪,稍有收敛。

  泰陵陵事的筹画是在明孝宗去世之后。《明武宗实录》记载,武宗即位后,即着手筹办孝宗丧事。礼部左侍郎李杰、钦天监监副倪谦和司礼监太监戴义对武宗说:“茂陵西面有个叫施家台的地方,是个建陵的吉地,大行皇帝的陵寝可以在那营建。工科右给事中许天锡也向武宗建议,派廷臣中精通风水术的人,前去复视一次。他还提议:“如有疑,亟移文江西等处。广求术士,博访名山,务得主势之强,风气之聚,水土之深、穴法之正、力量之全,如宋儒朱熹所云者,庶可安奉神灵,为国家祈天永命之助。”礼部亦赞成这个提议。于是,武宗命太监扶安、李兴、覃观及礼部右侍郎王华等人前往施家台看视,最后确定在那里营建孝宗陵寝。

  弘治十八年六月五日,陵园正式兴工,并定陵名为泰陵。太监李兴、新宁伯谭祐、工部左侍郎李鐩提督工程,五军都督府及三大营官军上万人供役,历时四月,玄宫落成,于该年十月十九日午刻将孝宗葬入陵内。正德元年(1506年)三月二十二日,陵园的地面建筑也全部告成。整个陵寝建筑按《明武宗实录》记载包括:“金井宝山城、明楼、琉璃照壁各一所,圣号石碑一通,罗城周围为丈一百四十有二,一字门三座,香殿一座为室五,左右厢、纸炉各两座,宫门一座为室三,神厨、奉祀房、火房各一所,桥五座,神宫监、神马房、果园各一所”。

  泰陵营建虽然只有10来个月的时间,但却不是一帆风顺。祝允明《九朝野记》和孙绪《无用闲谈》曾记载,泰陵营建中在开挖玄宫金井时,曾有泉水涌出,“水孔如巨杯,仰喷不止”。吏部主事杨子器亲眼看到,如实上奏朝廷。在古代的风水观念中,金井出水,被视为不祥。这样一来,泰陵非改址不可。当时的督工太监李兴,为武宗所宠信,势焰薰灼,不可一世。他见有人对他主管的修陵事提出了意见,十分气恼。工部左侍郎李鐩,希望陵寝尽快工成,也认为杨子器多言。他们偷偷命人堵住泉眼,上疏说杨子器“诽谤狂妄”,武宗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杨子器关进了锦衣卫大狱。其他知情官员见状再也不敢提这件事,更不敢为杨子器分辩求情。恰巧,这时有个新被起用的知县,莆田人邱泰,来到京城,见京城对这件事议论纷纷,就上疏说:“子器此奏甚有益,盖泰陵有水,通国皆云。使此时不言,万一梓宫葬后有言者,欲开则泄气,不开则抱恨终天。今视水有无,此疑可释。”武宗觉得有理,命司礼监太监萧敬押解杨子器前往泰陵,一同察看验证。杨子器料到李兴、李鐩会堵住泉眼,自己此去凶多吉少,早晨临行时赋诗一首:

  禁鼓无声晓色迟,午门西畔立多时。

  楚人抱璞云何泣,杞国忧天竟是痴。

  群议已公须首实,众言不发但心知。

  殷勤为问山陵使,谁与朝廷决大疑。

  他自比战国时代向楚王进献美玉的卞和,认为自己做了杞人忧天的傻事儿。现在,不知朝中谁能为自己雪清这不白之冤。众官员也为杨子器担心,怕他惨遭李兴毒手。

  萧敬押着杨子器到了泰陵,李兴果然率领一群打手赶到。他们见了杨子器先是痛骂,接着又要鞭打。萧敬连忙阻止,对他们说:“水之有无,视之立见,何必如此?”又对李兴说:“士大夫可杀,不可辱也。”  回到朝廷,萧敬向武宗禀报了泰陵金井无水的情况。太皇太后王氏(宪宗皇后)在宫内听说这件事,传旨说:“无水则已,何必罪人!”杨子器才官复原职,避免了一场杀身大祸。

  其实,泰陵金井即使没有出水,但如果严格地从“风水”的角度看,该陵所建位置的确存在不合于风水“吉壤”条件的地方。如清梁份在《帝陵图说》中就曾这样评论泰陵的风水:“山颠巨石,土山戴之。而灵域之脉实生其下,盖天寿山外之山。淆然杂乱,地气不正,穴结无情,非可为弓剑之所也。况乎黑岭南障,一无所见于前。贤庄,灰岭之水出其左,锥石之水出发其右,二水虽合,环绕南流,流而散也。……则皇堂之地不可言,概可知矣!”谈迁在《国榷》中也说:“泰陵临溪水,直流若干里,制又卑隘,识者知其地之不吉矣。”

  泰陵在清康熙时有的建筑即已残坏。《帝陵图说》记泰陵祾恩门情况,“今左右两门坏,垒石以塞门”。

  此后,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陵园建筑曾经修葺,修葺情况除三座门由琉璃花门改建成砖砌冰盘檐式门楼外,余同茂陵。2006年至2007年,十三陵特区办事处曾对泰陵进行修缮,现明楼宝城以及陵墙都比较完好。